我的阅读和写作

刊发时间:2020年04月26日 A3版  作者:杨家彬

我的阅读和写作
□   杨家彬

  我的阅读和写作,从来都与故乡捆绑在一起。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故乡对每一个漂泊的异乡客而言它像一张梦中的地图。每次按图索骥,那个叫大地凹子的山村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我最小的故乡。在那些土坯砌墙的教室里,我认识了最简单也最基本的汉字,萌发了做一个能让人暂时忘记饥饿和苦难以及解决自身温饱的作家梦。
  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全家离开了那间带不走的土坯房和半山腰的祖坟,迁至离大地凹子七十多里的铺满青石板街道的小城。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比第一个翻了好几倍大的故乡。在这座边地城市里我读到了第一部外国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时期,小城里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是高尔基的作品,书店里能买到他的《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但对于一个连交便宜的学杂费都费力的拮据家庭而言,要向书店支付昂贵的书费是件异想天开的事。然而,缺少阅读并不妨碍我写出了第一部被我胆大妄为地称之为长篇的小说寄给了《边彊文艺》,也就是今天的《边彊文学》杂志社。说实话,《边彊文艺》的编辑老师很负责,用了一个专用的大信封回寄了我一张超薄的纸。回信很短,短得几乎让我找不到一丝安慰和希望。可是我也用他们意想不到的矜持,坚持了六年的写作,直到高中毕业。但我从此再未向任何一家杂志社投过稿。整整一箱子的稿件在我离开第二故乡的时候被我遗弃了。
  九十年代初,结束了漂泊不定的工作和生活后,我在临沧有了一份较为安稳的工作。那是一个比第二故乡还要大几倍的城市。在这个更大的边城里,我认识了王蒙、从维熙、冯骥才、铁凝、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贾平凹、史铁生、莫言等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阅读他们的作品又触动了我写作的神经。于是我转向了散文写作,开始写身边的人和事,并将稿子投给了《临沧日报》。应该说我的第一篇稿子被采用,也就是说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临沧日报》。可惜处女作的文章标题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住了。我记得写的是临沧城东面的灵山寺。副刊的编辑是张云老师。我写过临沧博尚的油菜花,写过缉毒人物以及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一篇写小人物的散文《锁柱》。这些散文全刊登在《临沧日报》。样刊我一直保存着,直到我离开我的第三个故乡临沧市。可是,几年前在我整理文稿时,它们在我现在定居的城市中几经搬家再次遗失了,一篇也没有给我留下。
  不安定的漂泊是写作者的大忌。九十年代中期,我又开始了漂泊。越过澜沧江朝着柏油马路更多、更宽的昆明漂去。直到一年后重回临沧市人民政府驻昆明办事处。这是中国版图上西边最边远的省会城市,比我的第三个故乡临沧要大很多倍的城市。这里的滇池几乎可以覆盖我三个故乡的村庄和城市的面积。多年以后,在这座中国的边城我认识了马尔克斯,并成为了他最忠实的读者。我沉迷在他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族长的秋天》《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迷宫中的将军》等等小说中。通过他我又认识了胡安·尔福。我沉迷在福安·鲁尔福一生仅有的两部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和《燃烧的原野》。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通过有效的阅读不仅是要提高你的写作视野和写作技巧,而且还要帮助你形成你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是你与众不同的语言和异乎寻常的气息以及独具匠心的写作技巧。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你能在他们的语境里闻到他们不同的气息,贾平凹和余华同样也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和不同的语言气息,还有许多作家也如是。这是贴在他们作品身上的标签。写文章如同人们讲一个同样的笑话。有的人讲出来让人捧腹大笑,意蕴悠长;有的人讲出来则索然寡味,形同嚼蜡。如此而已。
  二零一四年我重拾写作,这是第三次开始的写作,与第一次写作已经相隔三十多年了。我在故乡的版图上寻找我的第一个故乡那个叫大地凹子的村庄,我要从那个偏僻的村庄着笔。后来,文章《我的大地凹子》刊登在《春城晚报》副刊。文章发表后,《春城晚报》总编杜少凌先生(已故)向我约稿。紧接着我又写了第二故乡的《老屋》。随后《理发》《五月槐花香》《遛狗》等相继在《春城晚报》副刊发表。后来,我将我的故乡版图放大到了滇西南。滇西南是云南出好茶叶的地方。我的三个故乡同样生产好茶。于是,我写了故乡历史悠久的《炒茶》。文章刊登在七十年代我曾经踮起脚尖投稿的《边彊文学》。
  我写作的视角和切入点总离不开我生活的空间和环境。我将我写作的视角指向了我生活的城市,一个似乎已经违背了“四季如春”的城市。在这个每时每刻不断向外扩张的城市中,我看到了一群艰辛地生活在水泥丛林中又即将被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淘汰和抛弃了的人们。他们是街头巷尾里的卖报刊杂志者,补胎加气者,修锁配钥匙者等小人物。于是,我的《城市的迷茫》应运而生。文章在《边彊文学》发表后,原《中华文学选刊》的谢欣主编电话告诉我说,《城市的迷茫》入选《中华文学选刊》的理由是文章写出了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城市里的小人物的悲苦命运。同年底,《边彊文学·文艺评论》刊登了朱红的评论《浅谈杨家彬“城市的迷茫”》。
  在我断断续续的、短暂的写作史中,我的作品少得可怜。以至于在那些高产的作家面前,我屏声敛息。但是,我对我的作品有着自己的评判和审美标准:如果我的每一篇新作仍然停留在旧作的水平上,我视它为无效写作。在我去年写完《大地上的餐盘》的时侯,我重新审视了我原来的所有作品,我认为它已经超越了我原来的写作水准。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一门圣洁和高尚的艺术。因此,我总会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在颤颤兢兢地写作。我不能玷污它,不能为它制造垃圾。为此,如果说后来在我写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散文《繁华》会让我感到欣慰和对未来写作抱有希望的话,我想那是我至始至终都以一种虔诚的态度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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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和写作

刊发时间:2020年04月26日 A3版  作者:杨家彬 【字体:大 中 小】

我的阅读和写作
□   杨家彬

  我的阅读和写作,从来都与故乡捆绑在一起。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故乡对每一个漂泊的异乡客而言它像一张梦中的地图。每次按图索骥,那个叫大地凹子的山村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我最小的故乡。在那些土坯砌墙的教室里,我认识了最简单也最基本的汉字,萌发了做一个能让人暂时忘记饥饿和苦难以及解决自身温饱的作家梦。
  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全家离开了那间带不走的土坯房和半山腰的祖坟,迁至离大地凹子七十多里的铺满青石板街道的小城。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比第一个翻了好几倍大的故乡。在这座边地城市里我读到了第一部外国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时期,小城里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是高尔基的作品,书店里能买到他的《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但对于一个连交便宜的学杂费都费力的拮据家庭而言,要向书店支付昂贵的书费是件异想天开的事。然而,缺少阅读并不妨碍我写出了第一部被我胆大妄为地称之为长篇的小说寄给了《边彊文艺》,也就是今天的《边彊文学》杂志社。说实话,《边彊文艺》的编辑老师很负责,用了一个专用的大信封回寄了我一张超薄的纸。回信很短,短得几乎让我找不到一丝安慰和希望。可是我也用他们意想不到的矜持,坚持了六年的写作,直到高中毕业。但我从此再未向任何一家杂志社投过稿。整整一箱子的稿件在我离开第二故乡的时候被我遗弃了。
  九十年代初,结束了漂泊不定的工作和生活后,我在临沧有了一份较为安稳的工作。那是一个比第二故乡还要大几倍的城市。在这个更大的边城里,我认识了王蒙、从维熙、冯骥才、铁凝、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贾平凹、史铁生、莫言等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阅读他们的作品又触动了我写作的神经。于是我转向了散文写作,开始写身边的人和事,并将稿子投给了《临沧日报》。应该说我的第一篇稿子被采用,也就是说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临沧日报》。可惜处女作的文章标题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住了。我记得写的是临沧城东面的灵山寺。副刊的编辑是张云老师。我写过临沧博尚的油菜花,写过缉毒人物以及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一篇写小人物的散文《锁柱》。这些散文全刊登在《临沧日报》。样刊我一直保存着,直到我离开我的第三个故乡临沧市。可是,几年前在我整理文稿时,它们在我现在定居的城市中几经搬家再次遗失了,一篇也没有给我留下。
  不安定的漂泊是写作者的大忌。九十年代中期,我又开始了漂泊。越过澜沧江朝着柏油马路更多、更宽的昆明漂去。直到一年后重回临沧市人民政府驻昆明办事处。这是中国版图上西边最边远的省会城市,比我的第三个故乡临沧要大很多倍的城市。这里的滇池几乎可以覆盖我三个故乡的村庄和城市的面积。多年以后,在这座中国的边城我认识了马尔克斯,并成为了他最忠实的读者。我沉迷在他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族长的秋天》《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迷宫中的将军》等等小说中。通过他我又认识了胡安·尔福。我沉迷在福安·鲁尔福一生仅有的两部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和《燃烧的原野》。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通过有效的阅读不仅是要提高你的写作视野和写作技巧,而且还要帮助你形成你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是你与众不同的语言和异乎寻常的气息以及独具匠心的写作技巧。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你能在他们的语境里闻到他们不同的气息,贾平凹和余华同样也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和不同的语言气息,还有许多作家也如是。这是贴在他们作品身上的标签。写文章如同人们讲一个同样的笑话。有的人讲出来让人捧腹大笑,意蕴悠长;有的人讲出来则索然寡味,形同嚼蜡。如此而已。
  二零一四年我重拾写作,这是第三次开始的写作,与第一次写作已经相隔三十多年了。我在故乡的版图上寻找我的第一个故乡那个叫大地凹子的村庄,我要从那个偏僻的村庄着笔。后来,文章《我的大地凹子》刊登在《春城晚报》副刊。文章发表后,《春城晚报》总编杜少凌先生(已故)向我约稿。紧接着我又写了第二故乡的《老屋》。随后《理发》《五月槐花香》《遛狗》等相继在《春城晚报》副刊发表。后来,我将我的故乡版图放大到了滇西南。滇西南是云南出好茶叶的地方。我的三个故乡同样生产好茶。于是,我写了故乡历史悠久的《炒茶》。文章刊登在七十年代我曾经踮起脚尖投稿的《边彊文学》。
  我写作的视角和切入点总离不开我生活的空间和环境。我将我写作的视角指向了我生活的城市,一个似乎已经违背了“四季如春”的城市。在这个每时每刻不断向外扩张的城市中,我看到了一群艰辛地生活在水泥丛林中又即将被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淘汰和抛弃了的人们。他们是街头巷尾里的卖报刊杂志者,补胎加气者,修锁配钥匙者等小人物。于是,我的《城市的迷茫》应运而生。文章在《边彊文学》发表后,原《中华文学选刊》的谢欣主编电话告诉我说,《城市的迷茫》入选《中华文学选刊》的理由是文章写出了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城市里的小人物的悲苦命运。同年底,《边彊文学·文艺评论》刊登了朱红的评论《浅谈杨家彬“城市的迷茫”》。
  在我断断续续的、短暂的写作史中,我的作品少得可怜。以至于在那些高产的作家面前,我屏声敛息。但是,我对我的作品有着自己的评判和审美标准:如果我的每一篇新作仍然停留在旧作的水平上,我视它为无效写作。在我去年写完《大地上的餐盘》的时侯,我重新审视了我原来的所有作品,我认为它已经超越了我原来的写作水准。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一门圣洁和高尚的艺术。因此,我总会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在颤颤兢兢地写作。我不能玷污它,不能为它制造垃圾。为此,如果说后来在我写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散文《繁华》会让我感到欣慰和对未来写作抱有希望的话,我想那是我至始至终都以一种虔诚的态度在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