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课

刊发时间:2019年06月30日 A3版  作者:詹正昌

  1989年9月,19岁的我从临沧师范学校毕业,再次告别父母,到离家100多公里的一所偏僻山村小学任教。
  人地生疏的我,跟在当地农民向导的身后。陌生的身影、不同的口音,两头驮着箱子、行李的毛驴,不时引起过路人探寻的目光。一路上,向导怕我寂寞,总是找一些话题来说。他一会儿问我家在哪里,家中还有哪些人;一会儿,又介绍起自己的家庭情况,抱怨两个孩子不听话、没出息,跟着自己做农活,至今都未成家;一会儿,他又谈起村子里的小学……我走得头昏脑涨,有气无力,一边随意地“嗯、嗯”答应着,或者用最简单的语句回答着问题,一边在想:“到底还要走几个小时,才会走到曾家寨小学?”从吃过中午饭开始走起,已经连续不停地走了将近4个小时了,按照学区校长的介绍,从学区完小出发,空手走到我要去工作的曾家寨小学,只需要5个小时。天上的太阳已经偏西,两条腿由最初的酸疼变得麻木,机械地交替着往前挪。
  好不容易走到一座陡峭的大山脚下,小心走过一座独木桥,在河边的一间茅草房前,向导终于停下了脚步,在路边树桩上拴好两头毛驴,接过我手里提着的竹篾萝,招呼我一起走进茅草房。这是一间种田人临时居住的“田房”,一个负责管理稻田的老人,大概六十多岁,一边从向导手里接过篾萝,一边说:“饭已经煮好了,就等着你们到了煮菜,要不然青菜就煮成酸腌菜了。你早上说,中午就能来到,看看,现在太阳都快落山了,我还以为接不着人呢。”向导一边笑着说:“二哥,您藏着的那块腊肉,还不拿出来。”一边往火塘里添了一把柴火。老人咧了咧嘴,笑了一声,“还用你说,就你嘴馋,都这么大年纪,还像小时候一样,也不怕人家笑话。”不一会儿,茅草房里飘出了一股辣椒炒腊肉的香味。
  走到半山腰时,我才真正地体会到“田房”老人曾二哥吃饭时对我说的话:“别的地方可以赶路不歇脚,而爬曾家山,一定要在山脚歇一歇,吃饱肚子,喝足水,山中没有歇脚点。”曾二哥怕我这个外乡人因为腼腆而不好意思吃饱肚子,就放下碗筷,给我唱起当地的调子:
  “哎——
  要爬曾家山,
  山下嚼干粮。
  山中三道湾,
  石头碰鼻梁。
  毛驴腿打颤,
  人心跳出膛。
  三步两回滑,
  手脚齐帮忙。
  不要回头望,
  谷深断人肠。
  哎——
  不要回头望,
  谷深断人肠。”
  在这陡峭的山道上,有几次,那头驮着箱子的毛驴腿打滑,箱子差点掀下来。幸亏向导有经验,紧紧地跟在它的后面,随时扶正驮子。在这傍晚的暮色中,我几次停住脚,站直身,喘口粗气,把那颗快要跳出胸膛的心压回去,回头向山脚一看,黑黝黝,深不见底,全身禁不住起鸡皮疙瘩,转头赶紧往上爬。
  大约一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依山而建的曾家寨。学校的两扇木板大门旁,一群孩子手里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向外张望,看见我们时,嘴里喊着:“新老师来了”,奔走相告。一个干瘦颀长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大步走出学校大门,自我介绍着:“我叫曾光才,这里的负责人。”我尽量提起力气、挤出一点笑容,故作轻松地回应:“曾校长,您好。”
  曾家寨小学,坐南向北一字排开三间高大的土坯房。每一间房子用木板分成上下两层,楼上做宿舍,楼下是教室。每一间土坯房,楼下又隔成两个教室,楼上隔成四格宿舍;中间的那间,楼上全部是女生宿舍。全校六个教师都是男的,分别住在两间土坯房的楼上,大都两个住一间。曾校长因为领着儿子和女儿来学校读书,单独住一间。为了照顾我这个外乡来的,单独分给我一间小一点,而且在楼梯口,进出方便。站在宿舍门口,我看到教室对面空地上,孩子们正在那里嬉闹,那就是学校的操场;一排面东背西的低矮土坯房,那是全校的厨房,老师、学生的煮饭锅、炒菜锅、水桶……整齐地摆在厨房门口的木架上,木架下整齐地摆放着一捆捆干柴。厨房顶上冒起的缕缕炊烟融入到暮色中,曾家寨小学也投入到黑夜的怀抱里。
  当我从包里摸出一支蜡烛点燃后,才发现我住的宿舍,后山墙上还有两扇木板做的窗子。打开窗子,月光随着凉爽的秋风飘进来,箐底麻鸡叫声此起彼伏。曾校长手提一盏马灯,推门进来,见我打开了窗子,连忙说:“山上的夜晚,山风很大,小心夜里受寒,快把窗子关紧了。”一边把马灯摆在书桌上,一边去关窗、插牢插销,小声地对我说:“窗子外边就是大路,房子又矮,学校又没有围墙,你平时最好不要开窗。”他坐在我的对面,抱歉地说:“学校条件太简陋了,请多包涵,这盏马灯比煤油灯更亮一点,少伤眼睛,你将就着用吧。每个老师配一盏马灯的报告已经上交学区了,最近就会批下来,煤油由学校用办公经费统一购买。”看着我疲倦的样子,曾校长一边叮嘱我:“一定要用热水撒上把盐巴烫脚,才可以睡觉,要不,明天脚会疼得走不动路。”一边回头叫在门口看热闹的一个男生:“曾勇,去把我厨房里烧的热水提上来,小心点。”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边答应着,一边跑进来拿手电筒。
  也许是太疲劳,也许是新环境不适应,也许是箐底麻鸡的叫声太吵,也许是旁边男生宿舍的鼾声太响,也许是对于明天第一节课的担忧……那一个夜晚,我是在鸡叫头遍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的。
  山上的早晨,虽说才九月,但秋风已经有了寒气,我加了件外衣,还是觉得身子发冷。当我颤抖着双腿迈进教室,站到那三尺讲台时,台下40多个学生睁大双眼看着我,黑压压的人头挤满了那间低矮狭窄的土坯房。我顿时感到无穷无尽、连绵不断的恐惧向我涌来,把我淹没在狂涛巨浪中。当我用失常的语调,在低矮潮湿的土坯房教室里掩饰紧张时,当我把头埋在语文课本中自读自听逐渐缓解压力时,敲击钢板发出的下课铃声终于响起。如同快要沉水的人抓到救命稻草,我急忙停下还没有读完的课文,大声地喊道:“下课。”然后满头大汗地走下讲台。面对学生怯生生的“老西(老师),您生病了吗”的询问,我无言以对。我忽然觉得自己所学的课本知识要变成实际的教学技能,是多么的艰难;自己希望早日转为正式教师的梦想,是多么的遥远。更令我沮丧的是,教室的最后一排竟然露出了曾校长那银丝苍苍的头,“做一个称职的人民教师”这个梦想,一下子被击得粉碎。
  我急忙做了几个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故作轻松地走到曾校长旁边,摸着一个小男孩的头,低下身子问道:“小朋友,这节课讲的知识,你听懂了吗?”同时用祈求的眼光提示着这个小男生,在曾校长面前为我这节课说上几句好话。“老西(老师),你说的话好土哦,我一点也听不得(懂),你会说我么(们)这里的话么(吗)?”小男孩毫不留情的话,让我的脸顿时涨红,如同十二月的柿子。曾校长却拍拍我的肩头安慰我,转身训斥那个小男孩:“你懂什么,詹老师讲普通话,不用我们这里的方言讲课,这才是正宗的老师。这种普通话,连我都要跟着学呢。学会普通话后,就不会被城里的人笑话‘说话夹虱子’了。”说完,曾校长对着我笑了笑:“万事开头难,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从那个小男孩纯真、直率的话语中,感到了我的第一节课是多么地糟糕,也从曾校长的笑容里看到了包容和鼓励。
  在上完课后的那一个夜晚,一天的疲倦无法让我早点入睡。据曾校长介绍,我教的这个班,所有学生都是这个学期(也就是昨天),刚刚从四个村小办学点转来读三年级,也是全校5个班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在村小办学点老师们上课全部用当地的方言,学生要适应普通话教学,恐怕要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学生听懂我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怎样用当地的方言来解释课本上的知识呢?我整夜辗转反侧,绞尽脑汁。“对,就从一年级的汉语拼音发音来从头做起,从纠正孩子们喊‘老西好(老师好)’做起。”仿佛找到了灵丹妙药,终于昏昏入睡。
  三天后,一个去街上买东西的村民,带来了学区的通知:第二天(星期六)召开全学区教师会议,除了值班教师以外,任何人不得请假。曾家寨小学按照以往的惯例,由退伍转业回来任教的曾成义老师值班守校,其余的老师下午放学后就下山参加学区会议。我怀里揣着写好的家信,跟在老师们后边,脑子里想象着:“父母收到我的信,得知我很平安,会不会高兴得笑起来呢。”
  第二天傍晚,踏着夕阳的余晖,我们五个老师有说有笑迈进学校的大门。值班的曾成义老师拖着有风湿病的右腿,提着烧好的开水,招呼我们泡茶喝水。六个人围坐在曾成义老师的厨房门前,曾校长传达着这次学区会议的各项内容,大家讨论了学校近期的工作计划……曾家寨小学开学后第一次全体教师会议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落下了帷幕。我迈着轻快的脚步,嘴里哼着流行歌曲,踏上楼梯,奔向我温暖的小窝。打开房门后,我的一声惊叫,立刻把曾校长和其他老师吸引上来。曾校长一边跑着奔上楼梯,一边大声地问着:“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当他跑到我的宿舍门口,看着蹲在楼板上哭泣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那套新买的行李不见了,空荡荡的床板上只剩下一卷苇席;两口箱子袒胸露怀,箱子里衣服早已无影无踪;书桌上,一瓶红墨水早已流干,一只手掌印迹鲜红地印在雪白的墙壁上……回过神来的曾校长,一边将我拉出宿舍,一边让一个男老师守在宿舍门口保护好现场。
  在曾成义老师的厨房里,面对那锅煮好的鸡蛋汤面条,谁也没有心思动筷。村支书曾成海狠吸了一口烟,扔掉烟蒂,看了一眼一直埋着头的曾成义老师,咳了一声,打破僵局:“刚才我和曾校长再次去看了现场,我们用木棍轻轻地敲宿舍门上方的木栅栏,发现有一块木板的钉子松了,站在梯子上一看,旁边几块木板的尘灰被擦掉了,我猜想,贼娃子可能是从宿舍门上方的木栅栏翻进去,又从后窗跳出去逃走。”曾成义老师这时才抬起头来,感激地说:“谢谢曾支书,为我洗脱脏水……我昨夜也听见过一点响动,起来用手电一格一格地从门缝里照进去,也没有发现什么。每一扇门的锁,我也用手电照过,还用手摸过,都还好好的,可还是被贼娃子偷走了东西。我对不起大家,我来赔损失……”曾校长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应该先解决詹老师的实际困难,及时向派出所报案。先把宿舍门锁上,保护好现场。明天,詹老师就跟曾支书一起下山去报案和买点衣服吧。”说完,曾校长从怀里摸出两张钞票,塞到我的手里:“这20元钱,你拿去买点东西吧,莫嫌少。”其他老师也纷纷从衣袋里摸出钞票,塞到我的手里。我使劲甩开大伙的手:“校长,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你们这些钱都是全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我怎么能要呢?”曾校长捡起掉在地上的钞票,又塞在我的手上:“这点钱,现在,对你很重要,工资要到下个月的1号才发,你离家又远,这些钱,就算大家借给你,行吗。”我手里拿着这些钞票,眼泪流了下来。
  一个月后,我带着难以诉说的心情,把宿舍干干净净打扫出来,重新铺好床铺,理好书,钉死了后窗……三年后,我教的这届学生有10人考上了城里的重点中学。六年以后,有4个学生变成了曾家寨引以为豪的“正宗师范毕业生。”也就在那时,我离开了曾家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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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课

刊发时间:2019年06月30日 A3版  作者:詹正昌 【字体:大 中 小】

  1989年9月,19岁的我从临沧师范学校毕业,再次告别父母,到离家100多公里的一所偏僻山村小学任教。
  人地生疏的我,跟在当地农民向导的身后。陌生的身影、不同的口音,两头驮着箱子、行李的毛驴,不时引起过路人探寻的目光。一路上,向导怕我寂寞,总是找一些话题来说。他一会儿问我家在哪里,家中还有哪些人;一会儿,又介绍起自己的家庭情况,抱怨两个孩子不听话、没出息,跟着自己做农活,至今都未成家;一会儿,他又谈起村子里的小学……我走得头昏脑涨,有气无力,一边随意地“嗯、嗯”答应着,或者用最简单的语句回答着问题,一边在想:“到底还要走几个小时,才会走到曾家寨小学?”从吃过中午饭开始走起,已经连续不停地走了将近4个小时了,按照学区校长的介绍,从学区完小出发,空手走到我要去工作的曾家寨小学,只需要5个小时。天上的太阳已经偏西,两条腿由最初的酸疼变得麻木,机械地交替着往前挪。
  好不容易走到一座陡峭的大山脚下,小心走过一座独木桥,在河边的一间茅草房前,向导终于停下了脚步,在路边树桩上拴好两头毛驴,接过我手里提着的竹篾萝,招呼我一起走进茅草房。这是一间种田人临时居住的“田房”,一个负责管理稻田的老人,大概六十多岁,一边从向导手里接过篾萝,一边说:“饭已经煮好了,就等着你们到了煮菜,要不然青菜就煮成酸腌菜了。你早上说,中午就能来到,看看,现在太阳都快落山了,我还以为接不着人呢。”向导一边笑着说:“二哥,您藏着的那块腊肉,还不拿出来。”一边往火塘里添了一把柴火。老人咧了咧嘴,笑了一声,“还用你说,就你嘴馋,都这么大年纪,还像小时候一样,也不怕人家笑话。”不一会儿,茅草房里飘出了一股辣椒炒腊肉的香味。
  走到半山腰时,我才真正地体会到“田房”老人曾二哥吃饭时对我说的话:“别的地方可以赶路不歇脚,而爬曾家山,一定要在山脚歇一歇,吃饱肚子,喝足水,山中没有歇脚点。”曾二哥怕我这个外乡人因为腼腆而不好意思吃饱肚子,就放下碗筷,给我唱起当地的调子:
  “哎——
  要爬曾家山,
  山下嚼干粮。
  山中三道湾,
  石头碰鼻梁。
  毛驴腿打颤,
  人心跳出膛。
  三步两回滑,
  手脚齐帮忙。
  不要回头望,
  谷深断人肠。
  哎——
  不要回头望,
  谷深断人肠。”
  在这陡峭的山道上,有几次,那头驮着箱子的毛驴腿打滑,箱子差点掀下来。幸亏向导有经验,紧紧地跟在它的后面,随时扶正驮子。在这傍晚的暮色中,我几次停住脚,站直身,喘口粗气,把那颗快要跳出胸膛的心压回去,回头向山脚一看,黑黝黝,深不见底,全身禁不住起鸡皮疙瘩,转头赶紧往上爬。
  大约一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依山而建的曾家寨。学校的两扇木板大门旁,一群孩子手里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向外张望,看见我们时,嘴里喊着:“新老师来了”,奔走相告。一个干瘦颀长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大步走出学校大门,自我介绍着:“我叫曾光才,这里的负责人。”我尽量提起力气、挤出一点笑容,故作轻松地回应:“曾校长,您好。”
  曾家寨小学,坐南向北一字排开三间高大的土坯房。每一间房子用木板分成上下两层,楼上做宿舍,楼下是教室。每一间土坯房,楼下又隔成两个教室,楼上隔成四格宿舍;中间的那间,楼上全部是女生宿舍。全校六个教师都是男的,分别住在两间土坯房的楼上,大都两个住一间。曾校长因为领着儿子和女儿来学校读书,单独住一间。为了照顾我这个外乡来的,单独分给我一间小一点,而且在楼梯口,进出方便。站在宿舍门口,我看到教室对面空地上,孩子们正在那里嬉闹,那就是学校的操场;一排面东背西的低矮土坯房,那是全校的厨房,老师、学生的煮饭锅、炒菜锅、水桶……整齐地摆在厨房门口的木架上,木架下整齐地摆放着一捆捆干柴。厨房顶上冒起的缕缕炊烟融入到暮色中,曾家寨小学也投入到黑夜的怀抱里。
  当我从包里摸出一支蜡烛点燃后,才发现我住的宿舍,后山墙上还有两扇木板做的窗子。打开窗子,月光随着凉爽的秋风飘进来,箐底麻鸡叫声此起彼伏。曾校长手提一盏马灯,推门进来,见我打开了窗子,连忙说:“山上的夜晚,山风很大,小心夜里受寒,快把窗子关紧了。”一边把马灯摆在书桌上,一边去关窗、插牢插销,小声地对我说:“窗子外边就是大路,房子又矮,学校又没有围墙,你平时最好不要开窗。”他坐在我的对面,抱歉地说:“学校条件太简陋了,请多包涵,这盏马灯比煤油灯更亮一点,少伤眼睛,你将就着用吧。每个老师配一盏马灯的报告已经上交学区了,最近就会批下来,煤油由学校用办公经费统一购买。”看着我疲倦的样子,曾校长一边叮嘱我:“一定要用热水撒上把盐巴烫脚,才可以睡觉,要不,明天脚会疼得走不动路。”一边回头叫在门口看热闹的一个男生:“曾勇,去把我厨房里烧的热水提上来,小心点。”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边答应着,一边跑进来拿手电筒。
  也许是太疲劳,也许是新环境不适应,也许是箐底麻鸡的叫声太吵,也许是旁边男生宿舍的鼾声太响,也许是对于明天第一节课的担忧……那一个夜晚,我是在鸡叫头遍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的。
  山上的早晨,虽说才九月,但秋风已经有了寒气,我加了件外衣,还是觉得身子发冷。当我颤抖着双腿迈进教室,站到那三尺讲台时,台下40多个学生睁大双眼看着我,黑压压的人头挤满了那间低矮狭窄的土坯房。我顿时感到无穷无尽、连绵不断的恐惧向我涌来,把我淹没在狂涛巨浪中。当我用失常的语调,在低矮潮湿的土坯房教室里掩饰紧张时,当我把头埋在语文课本中自读自听逐渐缓解压力时,敲击钢板发出的下课铃声终于响起。如同快要沉水的人抓到救命稻草,我急忙停下还没有读完的课文,大声地喊道:“下课。”然后满头大汗地走下讲台。面对学生怯生生的“老西(老师),您生病了吗”的询问,我无言以对。我忽然觉得自己所学的课本知识要变成实际的教学技能,是多么的艰难;自己希望早日转为正式教师的梦想,是多么的遥远。更令我沮丧的是,教室的最后一排竟然露出了曾校长那银丝苍苍的头,“做一个称职的人民教师”这个梦想,一下子被击得粉碎。
  我急忙做了几个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故作轻松地走到曾校长旁边,摸着一个小男孩的头,低下身子问道:“小朋友,这节课讲的知识,你听懂了吗?”同时用祈求的眼光提示着这个小男生,在曾校长面前为我这节课说上几句好话。“老西(老师),你说的话好土哦,我一点也听不得(懂),你会说我么(们)这里的话么(吗)?”小男孩毫不留情的话,让我的脸顿时涨红,如同十二月的柿子。曾校长却拍拍我的肩头安慰我,转身训斥那个小男孩:“你懂什么,詹老师讲普通话,不用我们这里的方言讲课,这才是正宗的老师。这种普通话,连我都要跟着学呢。学会普通话后,就不会被城里的人笑话‘说话夹虱子’了。”说完,曾校长对着我笑了笑:“万事开头难,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从那个小男孩纯真、直率的话语中,感到了我的第一节课是多么地糟糕,也从曾校长的笑容里看到了包容和鼓励。
  在上完课后的那一个夜晚,一天的疲倦无法让我早点入睡。据曾校长介绍,我教的这个班,所有学生都是这个学期(也就是昨天),刚刚从四个村小办学点转来读三年级,也是全校5个班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在村小办学点老师们上课全部用当地的方言,学生要适应普通话教学,恐怕要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学生听懂我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怎样用当地的方言来解释课本上的知识呢?我整夜辗转反侧,绞尽脑汁。“对,就从一年级的汉语拼音发音来从头做起,从纠正孩子们喊‘老西好(老师好)’做起。”仿佛找到了灵丹妙药,终于昏昏入睡。
  三天后,一个去街上买东西的村民,带来了学区的通知:第二天(星期六)召开全学区教师会议,除了值班教师以外,任何人不得请假。曾家寨小学按照以往的惯例,由退伍转业回来任教的曾成义老师值班守校,其余的老师下午放学后就下山参加学区会议。我怀里揣着写好的家信,跟在老师们后边,脑子里想象着:“父母收到我的信,得知我很平安,会不会高兴得笑起来呢。”
  第二天傍晚,踏着夕阳的余晖,我们五个老师有说有笑迈进学校的大门。值班的曾成义老师拖着有风湿病的右腿,提着烧好的开水,招呼我们泡茶喝水。六个人围坐在曾成义老师的厨房门前,曾校长传达着这次学区会议的各项内容,大家讨论了学校近期的工作计划……曾家寨小学开学后第一次全体教师会议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落下了帷幕。我迈着轻快的脚步,嘴里哼着流行歌曲,踏上楼梯,奔向我温暖的小窝。打开房门后,我的一声惊叫,立刻把曾校长和其他老师吸引上来。曾校长一边跑着奔上楼梯,一边大声地问着:“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当他跑到我的宿舍门口,看着蹲在楼板上哭泣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那套新买的行李不见了,空荡荡的床板上只剩下一卷苇席;两口箱子袒胸露怀,箱子里衣服早已无影无踪;书桌上,一瓶红墨水早已流干,一只手掌印迹鲜红地印在雪白的墙壁上……回过神来的曾校长,一边将我拉出宿舍,一边让一个男老师守在宿舍门口保护好现场。
  在曾成义老师的厨房里,面对那锅煮好的鸡蛋汤面条,谁也没有心思动筷。村支书曾成海狠吸了一口烟,扔掉烟蒂,看了一眼一直埋着头的曾成义老师,咳了一声,打破僵局:“刚才我和曾校长再次去看了现场,我们用木棍轻轻地敲宿舍门上方的木栅栏,发现有一块木板的钉子松了,站在梯子上一看,旁边几块木板的尘灰被擦掉了,我猜想,贼娃子可能是从宿舍门上方的木栅栏翻进去,又从后窗跳出去逃走。”曾成义老师这时才抬起头来,感激地说:“谢谢曾支书,为我洗脱脏水……我昨夜也听见过一点响动,起来用手电一格一格地从门缝里照进去,也没有发现什么。每一扇门的锁,我也用手电照过,还用手摸过,都还好好的,可还是被贼娃子偷走了东西。我对不起大家,我来赔损失……”曾校长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应该先解决詹老师的实际困难,及时向派出所报案。先把宿舍门锁上,保护好现场。明天,詹老师就跟曾支书一起下山去报案和买点衣服吧。”说完,曾校长从怀里摸出两张钞票,塞到我的手里:“这20元钱,你拿去买点东西吧,莫嫌少。”其他老师也纷纷从衣袋里摸出钞票,塞到我的手里。我使劲甩开大伙的手:“校长,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你们这些钱都是全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我怎么能要呢?”曾校长捡起掉在地上的钞票,又塞在我的手上:“这点钱,现在,对你很重要,工资要到下个月的1号才发,你离家又远,这些钱,就算大家借给你,行吗。”我手里拿着这些钞票,眼泪流了下来。
  一个月后,我带着难以诉说的心情,把宿舍干干净净打扫出来,重新铺好床铺,理好书,钉死了后窗……三年后,我教的这届学生有10人考上了城里的重点中学。六年以后,有4个学生变成了曾家寨引以为豪的“正宗师范毕业生。”也就在那时,我离开了曾家寨小学。